《皇漢之夢》(81) 藏传佛教的前世今生
《皇漢之夢》(81) 藏传佛教的前世今生
藏传佛教的前世今生
作者:jeepboy1109
“关于西藏之一地鸡毛”这个系列已经被自己中断了很长时间。一方面是家事、商事、狗屁事,事事烦心,另外一方面是系列中的这篇文字可能会让很多人不快,甚至是口水砖头一起飞。思量良久,还是没有把它发上来。
如今徒步墨脱都已经成为历史达半年之久,又正巧赶上西藏的骚乱,半年前成文的东西现在发出来倒成了有点应景的文字,实非所愿,只是似乎现在可以少一点口水官司。
纵观世界三大宗教,都发源在自然环境严酷的地区。都是出自对现实苦难的无奈,对大自然中各种强大力量的无奈,而沉入对来世的渴盼。
在那木错湖边曾经有一个来自德国的中年女人问我:西藏的佛教信徒为什么如此专注于转经朝佛。我说,这些纯朴善良的人们在与高原的斗争中,总是弱者。他们想通过这种心理的安慰,洗清自己前世或今世的罪过,追求一个光明的来世。她又问我,那他们的来世恐怕多数还是在不宜人类生存的西藏,怎么办?我彻底无语,不知怎么回答她。
西藏人自古以来生活在缺氧、严寒、交通不便、资源贫乏、气候严酷、疾病流行、生命短暂的世界屋脊,生活极为艰难。处在这样生存状况下的藏族先民对于来自印度的佛教一拍即合﹐如获至宝,笃信至今,绝对不是偶然的。因为它給藏族人提供了解脱苦难,超度来世,升入天堂的安慰和希望。有趣的是,汉地禅宗也曾传入西藏,並在藏王赤松德赞的主持下,与喇嘛们辩论,这便是西藏历史上有名的“顿渐争辩”(禅宗主张“顿悟”——即身成佛”﹔喇嘛教主张“渐悟”——渐次修行﹑经过许多世后成佛)。最后以顿派告输而终结,汉族僧人被遣送回内地,禅宗在西藏从此被禁。因为藏人再怎么悟,也没办法法把世界屋脊想象成天堂与乐园。董仲舒有言:“天不变道亦不变”。这里的“天”可以理解为西藏的自然环境﹔“道”则可以理解为藏族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
只有理解了这种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差异,我们才能更好地认识西藏佛教的前世今生。
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根本特征。汉藏两族虽然同为黄种人,外貌十分相似,文化却很不相同。最明显的当然是语言,但这只是表面的差异。更深刻、更本质的差异是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或民族集体无意识,它起源于生存环境的差异。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里说过﹕“助成民族精神的产生的那种自然的联系,就是地理的基础……自然的联系似乎是一种外在的东西﹔但是我们不得不把它看作是精神所在而表演的场地。它也就是一种主要的,而且必要的基础。”汉族自古以来生活在黄河与长江流域,物产丰富,气候宜人。人间即是乐园﹐现世犹如天堂。所以汉族形成了一种所谓的 “实用理性精神”。所谓实用理性是说把理性引导和贯彻在日常现实世界生活﹑伦理感情和政治观念中,而不作抽象的玄思。
讲个笑话可能会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汉族人的“实用理性精神”。其实汉人什么信仰都没有。只要到了关键时刻他们才想起有神有佛这回事情来。比如想要生个儿子,想要升官发财,想要风调雨顺等等。他们才会去佛寺烧香磕头﹐ 直截了当地祈求菩萨保祐他們现世的梦想,而不是超度来世。汉族人对宗教的实用主义用到达了佛道不分,见庙就拜的地步。所以汉族历史里从来没有宗教迫害和宗教战争的历史,却有宗教自由和宗教宽容的传统,只是到了***的时代才出现例外。
与此相反,原旨佛教(和伊斯兰教的原教执主义类似)认为,人生最重要的不是追求现世的功利,而是超度来世。它认为人生充满了生老病死等苦难,人要摆脱这些苦难必须清心寡欲﹑反复苦修﹐经过多次转世轮回,功德圆满之后,才能跳出轮回,摆脱苦难,立地成佛,即所谓修成正果。藏族的原始宗教是苯教,佛教传入后,与苯教斗争了很久,才取得统治地位。喇嘛教把苯教的灵魂不死,同佛教的因果报应,生死轮回,超度来世的观念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藏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或集体无意识——就是“信仰高于理性,来世重于现世”(而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央政府试图使用汉族人的“实用理性精神”与***的“信仰高于理性”作战,效果不彰就是源于这种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差异)。
现实生活越是艰难的藏人,对宗教的信仰越是狂热,对来世的渴望越是迫切﹐对喇嘛越是尊敬﹐对寺庙越是慷慨。尽管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一字不识,根本看不懂佛经,也念不通一句佛经,对佛教的思辨哲学一窍不通,只会口诵“六字真言”,手转经筒(据说每转一次经筒就相当于念了一遍经文,这是为了方便不认识字的藏民朝佛而设计的东西,现在几乎已成为藏族的标志性物件),五体投地磕长头,向寺庙供奉尽可能多的钱物,祈求来世投个好胎。这样的人却是世上最虔诚的佛教徒。
至于喇嘛们的宗教﹐是和森严的等級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吴忠信(曾任***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1940年亲自主持十四世***——就是现在还活在印度的那个***的坐床仪式)在给国民政府的报告里描述过当时的宗教制度。他说: “喇嘛初入寺庙,概称学徒,由寺內担任教师之喇嘛,教以藏文之拼音及文法等,大约三四年或四五年卒业,始授以经典,再约三四年,经考试及格,得称喇嘛。在学徒期间,须为寺中服杂役,升喇嘛后,则除诵经外不做他事……所有喇嘛,必须研读显教经典,约二十年读完,得应格西考试,及格后,再入密宗学院,学习密宗经典,十数年后,积资可升法师或尊者,最后得升甘丹赤巴,造佛学之绝顶,然此仅为少数喇嘛,多数于考格西后即停止再进也。”
以上的描述只是记录了喇嘛们的宗教的基本过程。但是吴老先生并没有解释,为什么“多数于考格西后即停止再进也。”的原因。那是因为要想进一步升上去,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只有那些出身富庶人家的喇嘛才能有足够的金钱物资供奉寺庙,才有机会进阶。而穷人家的孩子从进入寺庙那天起,除了要忍受无穷的杂役外,稍有面貌英俊者还要忍受高级喇嘛们的鸡奸。
宗教——至少西藏的佛教——是一种要求人们盲目服从的、非理性的意识形态。当它和用权力强迫人们无条件服从的专制政治结合在一起,变成政教合一的精神——世俗力量时,便拥有不容质疑、不容挑战的绝对权威。这种权威只有人格化才能发挥政治和组织功能,这便是罗马教皇和***喇嘛的由来。按照喇嘛教的說法,***喇嘛是慈悲菩萨观世音的化身。所谓菩萨是已经修成正果、证得菩提的候补佛陀。他们帮助受苦受难的芸芸众生超度来世,即所谓慈悲为怀、普度众生。为了感召凡夫俗子﹐观世音菩萨便化身为肉胎凡人,就是***喇嘛。肉胎凡人自然会死亡,于是便有***喇嘛的转世(班禅喇嘛则是无量光菩萨的化身)。***喇嘛开始只是宗教领袖,另有藏王(蒙古军阀)作为世俗领袖治理政务。1751年乾隆皇帝废除藏王制,授权七世***喇嘛在驻藏大臣的监督下治理西藏政治事务,从此***喇嘛兼任政治領袖。政教合一的体系正式形成,***喇嘛成了西藏的神。
正如达瓦才仁(***集团臭名诏著的发言人。经过这次314,应该是天下共知了)说的:“民族、宗教、文化、政治。政治在西藏是次要的,主要的是宗教和文化。因为西藏人沒有什么政治观点,西藏人沒有一个政党,它的观点就是宗教。西藏民族不是一个政治的民族,而是一个宗教的民族,它把自己的全部而不只是大部的精力都投入了宗教,它对政治並不感兴趣。”《喇嘛王国的覆灭》一书的作者,美国人戈茨坦指出,西藏的宗教与农奴制度紧密结合,互为支柱,就像欧洲中世纪的天主教会与封建制互为支柱一样。
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说﹕“凡是将自己交付于神的万能的人,凡是相信一切发生和存在的事情﹐都是出于神的意志而发生和存在的人,他就永远也不会想法去消除世界的缺陷,无论自然的缺陷或社会的缺陷。”
藏族人既然认为世上发生和存在的一切都是前世命定的,並把全部心思和精力都投入了超度来世,就没有心思和精力去改造社会和发展科技与生产。藏文典籍几乎都是有关于佛学和文史的,直至1984年中国政府出版的第一套藏文科技詞典问世,藏文从来就没有科技词典,也几乎沒有科技词汇。今天,中国最大的五种少数民族语言(蒙古、维吾尔、朝鲜、哈萨克和藏)中前面四个民族都能用母语教授自然科学,只有藏文因没有成熟的科技词汇而无法做到。语言是思维的工具和表现,科技词汇的缺乏反映了科技思维的缺乏。科技需要理性思维,这和非理性的宗教思维本来就是矛盾的。中世纪欧洲的宗教势力百般阻挠科学研究,甚至残酷迫害科学家就是明证。上个世纪的上半叶,西藏的宗教势力千方百计地阻挠英文学校的开设,也是因为害怕引来西方的科学思想与理性思維。
西藏的宗教虽然不关心科技与生产,却消耗了西藏的大部分财富。1950年以前,西藏耕地约300万亩,寺庙和上层喇嘛占有40%。1959年拉萨的三大寺(哲蚌﹑色拉﹑甘丹)共占有土地14.7万亩,11万头牲畜和4万多农奴。在一般的情況下﹐寺庙所属的农奴要把收成的70%以上交给寺庙。寺庙不仅拥有农庄牧场和农奴,还从事商业和放债。***喇嘛自己的放债机构1950年放债藏銀303.9万两,年息10%。哲蚌寺历年放出的高利贷粮食累计达1亿6千万斤,银元1亿多元,债息收入占其全部收入的四分之一。寺庙放债的利率,借钱在30-50%,借粮在25%。此外,寺庙和喇嘛还从香客那里得到大量的布施。当农奴将大部分收获交给领主(政府、寺庙、贵族)后,还要将一部分收入交给寺庙和喇嘛,所剩下的只够维持生存,不可能有资金来扩大再生产。而今天,在西藏很多最贫穷的县,农牧民还在象以前一样供奉当地的寺庙,甚至把国家发的救济粮都变卖捐出。
英国人贝尔(Charles Bell)曾援引噶厦政府1917年的财务报告分析西藏的收入和支出。是年噶厦政府收入72万英镑,布达拉宫收入80万英镑,噶厦政从自己的收入中拿出 27.4万英镑给布达拉宫。政府的收入来自税收,放债和政府拥有的庄园、牲畜等。除了噶厦门政府、各宗(相当于县)政府也要拿出约一半收入给寺庙。正如戈茨坦指出的,西藏的喇嘛通过政府津贴、寺庙庄园、民间化缘和寺庙自己的金融活动吸收了西藏的大部分财源。
寺庙的钱用在哪里?第一,耗资巨大的宗教活动。每个藏历新年的法事活动要耗去布达拉宫年收入的62%。1958年西藏有2711座寺庙,每座寺庙里都有无数日夜燃烧的酥油灯。第二,供养喇嘛。1958年西藏喇嘛占总人口的11%左右。平均每两户平民要供养一个喇嘛。第三,寺庙的建筑和佛像等设施。西藏寺庙的众多与豪华经常让游客惊讶。只要看看布达拉宫里历代***灵塔的造价和所耗费的黄金、宝石的数量就可见一斑了。毫不夸张地说,旧西藏的经济不是为人服务的,而是为佛服务的。戈茨坦在他的书中说:“西藏宗教对社会财富掠夺之剧烈,连中世纪的欧洲都望尘莫及。”
大家都知道《红河谷》这部电影,很多人都去过在江孜的宗山城堡,知道那段抵抗英国人入侵的故事。而真实的历史是:藏军在各次战斗中基本上属于一触即溃,死伤枕籍。喇嘛、活佛们除了念经,没有任何办法。英国人荣赫鹏(Francis Younghusband)——红河谷里那个英国上校的原形,在他的书中这样表达他们的自豪和喇嘛们的蔑视:“喇嘛用尽了他们在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手段阻拦我們,他们依靠中世纪的武器和各式各样的杂牌现代武器同我们较量。在拉萨,他们举行了求助于天的仪式,整天诵经,一本正经地诅咒我们,然而我们还是过来了。”
喇嘛教也像欧洲的天主教,本性极端保守,把佛经当作万古不变的真理。把传统当做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曾在噶厦政府当过三任宗本(县长)的藏族学者恰白次旦平措回忆:西藏“到处充斥花样不得翻新的用语,噶厦政府官员夏天也必须戴大皮帽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寺庙集团主宰的噶厦政府一方面百般奉迎英国殖民主义者,乞求其支持“***”;另一方面,又认为外来的英国文化对佛教继续在西藏一统天下的局面构成了直接的的威胁。“如果因为英国的教育方式和生活习惯的传入而使贵族和大商人逐渐英国化,宗教最后就可能失去施主,西藏固有的特征也会丧失”。寺庙集团在1925年與1945年两次强迫噶厦政府关闭了西藏的英文学校﹐因为“英文学校回灌输外来的无神论思想,危害宗教教义和制度”。寺庙集团还严厉打击崇拜英国生活方式的军官集团和噶厦政府內部的改革势力,千方百计阻挠藏軍、噶厦政府和社会的现代化。以至于可笑到:***集团一再请求英国提供现代武器,却害怕自己的军官去英属印度接受训练。(这支藏军后来在解放军进军西藏和1959 年平叛过程中闹出无数令现代社会的人们啼笑皆非的故事,后面会讲到这些故事)
西藏的宗教不但阻碍的社会的正常发展与进步,其虚伪与暴虐也让人们发指。
佛教禁止杀生,藏族人在缺氧与严寒的自然条件下不能不吃肉。于是喇嘛们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吃肉﹐又歧视屠夫﹐把屠夫视为下等下级人。在政教合一的西藏,他们的生命只有一根草绳的价钱。于是杀生的罪孽与惩罚全部由该死的屠夫来承担,其他僧侣连同***喇嘛在內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大吃其肉。至今拉萨还居住着一千多名土著回族,在西藏定居了好几百年。他们说藏语,信奉伊斯兰教,有自己的清真寺。在政教合一的西藏,藏人允许这些人不信喇嘛教,就因为他们大都以屠夫为业,承担了藏族人不愿意做却又少不了的“下贱活”。但是在1959年的叛乱与1989年骚乱中,喇嘛们却带领藏族人打砸抢烧拉萨的土著回族—— 因为他们和汉族人一样是不吃糌粑的异教徒。
***喇嘛多次为西藏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度辩解说:佛教是禁止杀生的。农奴主和噶厦政府从来都不随意处死农奴和囚犯。不过他们惯常的做法是,剜去农奴们的眼睛;砍断他们的手脚;把犯人鞭打得快要死以后将他们放走,让他死在别处。这样***就可以说:“这是神的旨意!”
西藏的密宗的灌顶仪式更是令人发指。根据黃教(又称格鲁派,***喇嘛即是派教主)创始人宗喀巴的《密宗道次第广论》卷十四﹐灌頂是修密宗时必需举行的仪式。一个僧人从入密門到修炼最高密法无上瑜伽密,要按照次第进行行多次灌顶。密宗視灌顶为最庄严、最神圣的仪式,未受灌顶者是不能修炼密法和阅读密宗经典的,否则不仅得不到成就,死后还要下地狱。
灌顶仪式必须由金刚上师执行。仪式在曼陀(绘有佛像、法器的修行道场)前举行,事先受灌者要沐浴,穿着盛装,由上师手持一个內装“圣水”的宝瓶,向受灌者头上洒水,再用以人的头盖骨做的碗装青稞酒让受灌者喝。最高级的灌顶仪式是修无上瑜伽密之灌顶。其过程是﹕修密弟子找一个12岁,16岁或者20岁的处女,引到密室內用幔帳包围住的屏內,将此女献给上师长,此女被叫做“明妃”(佛母)。然后由上师加持“金刚莲花”(男女生殖器),将“俗女身观空后,生天女身”。然后上师携“明妃”进入入屏幕內,行“大瑜伽怛特罗法”(“男女和合之大定”,通俗地说就是性交,然后“入定”)。弟子在幕外以布遮目跪候。事毕,上师携“明妃”至幕前,以大拇指和无名指取“摩尼宝”(精液)置于弟子口中,同时念诵《金刚曼经》。弟子要诵意为“希有大安乐”的咒语,把“摩尼宝” 咽下。而“明妃从入定起,不着衣服,于莲花中取甘露滴(处女血),同样置于口中,亦如上而饮”。这就是所谓密灌顶。灌顶后,弟子去遮目布。上师将“明妃” 手置弟子手中,然后以自己的左手执他们的手,以自己的右手持金刚杵置于弟子头顶,教训道﹕“诸佛为此证,我将伊授汝。”然后令弟子与“明妃”如法修“和合之大定”,“引生大乐”。
所谓灌顶名为宗教仪式,实为轮奸少女。四十岁上下的朋友应该有人记得1987年《人民文学》第一期上的一篇文章《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文章里描述了一名叫桑桑扎西的少女被选中成为 “明妃”,到灌顶后致死的全过程。以为描写太过写实而被禁止发行,当时的总编辑刘心武因此而被免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公共图书馆翻翻,看是否还可以找到这本书。
我不知道那些被藏传佛教感动得感激涕零,认为在那片透明蓝天下的宗教是如何纯洁,如何可以荡涤灵魂的小资女人们看了这样的过程会有何感想?如果那个被选中的“明妃”就是你,你又会有什么反应?我想没有哪个人会告诉我她要为了自己的信仰去献身!
去年9月出发去墨脱徒步之前的两周,我因为工作的原因远赴英伦。在不到10天的时间里穿梭于英国的4个城市之间。回国的时间与飞拉萨的时间只有27个小时的间隔。在怀特岛的朋友约我去他那里做客。怀特岛是英国的一个度假圣地,位于英国的最南边,过海就是法国。朋友在当地开了一个中医诊所,抵埠的当天下午,朋友的病人——一个年过七旬的英国老太太邀请朋友去她家里喝下午茶。朋友索性也把我一起拉上,免得一个人在诊所里守空房。
老太太的丈夫已经有八十多岁,是英国皇家空军的老兵,去过缅甸和印度,曾经和中国远征军一起打过日本鬼子。我大舅也是远征军的一员,因此话题就多了起来。话题不知道什么时候被老太太转到了宗教问题上。我废了不少口舌才说明白,孔子的思想是一种哲学思想,而不是宗教。在聊到中世纪英国的宗教时,老太太随口而出的一句话,几乎把晒着太阳,端着红茶的我,从沙发上震到地下。仿佛那声音是从天外飞来,而不是出自我的对面。
她看着我,缓缓地说:“卡尔.马克思说宗教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不是吗?”
西藏有喇嘛越多越好的传统。戈茨坦在《喇嘛王国的覆灭》一书中提到:1737年喇嘛人数占了藏族男性的26%。戈茨坦随后指出喇嘛教是阻碍西藏社会、经济发展的桎梏。曾在噶厦政府做过官的藏族著名老学者恰旦次旦平措也说﹕“以前我对宗教就有看法﹐寺庙搞大了,对国家没有什么好处。那么多人,吃著、喝著,那么多年轻力壮的,不去生产,对藏民族也没有好处。”1959年之后,中央政府为了发展生产,不得不限制西藏的喇嘛人数。尽管如此,如今西藏的喇嘛和尼姑(没有编制的不算在内)仍然达到了西藏藏族人口的2%。大大超过了佛教国家泰国僧尼占人口比例的0.7%这个比例。为此,政府规定喇嘛们必须自己从事生产,要求僧尼们自己自足。
谈到喇嘛和宗教,西藏当地的驻军对喇嘛的言行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在圣湖边的巴噶检查与眼镜中尉聊天的内容因为颇有刺激性,在2006年的游记里没有记录下来。现在转述若干与朋友们一起看看当地喇嘛们的面目。“这里的喇嘛竟然会白天念经,晚上换上西装用信徒布施的钱跑到附近的县城里去嫖小姐。甚至还有的喇嘛会钻进朝圣的藏族小姑娘的帐篷。如此这般,他们竟然还有厚着脸皮跑到我们的营房里来,说:牧民的事情他们要管,军队的事情他们也要管。看来是曾经作为统治阶级的残余思想还没死光。”
在萨迦的人民武装部几个军官给我讲的都相同:除去了政府的拨款和信徒的布施外,当这里的寺庙需要什么东西时,就会敲起寺院的钟,然后周围对宗教虔诚的牧民就会为他们送去肉食,酥油甚至整车烧火的牛粪。周围寺庙中所喝的酥油茶的味道是周边茶馆中所无法比拟的。而有很多接受国家救济粮的藏族老人会在集市上把分给他们的每年300斤的粮食都卖掉,把得到的钱捐给寺庙。地方政府的很多工作都因为喇嘛的干扰而没有办法开展,只好求助当地的驻军。人武部大约要充当半个县政府的职能。
日喀则军分区司令部的藏族参谋告诉我,扎寺的主持在地方政协和官员的思想中还有着很高的地位,他换车的水平和速度,我们军分区的司令员都没办法比。
十年前经过藏北那曲县的时候,当地政府动员藏民挖虫草致富时,当地喇嘛告诉藏民说那是“山神的肠子”,挖不得。现在那里的喇嘛也在孜孜不倦地挖虫草卖钱。
喇嘛好色贪吃,自古皆然,不过现在的喇嘛好色贪吃也沾了汉风洋气。三大寺的青年喇嘛如今大摇大摆地穿上便装去拉萨的录像厅,看港台和西方黄色录像;还有喇嘛穿便装去汉族人开的饭店大吃大喝:地位稍高的喇嘛带的手表可能一般城市白领都不见得买得起;寺庙主持的手机永远都是当时最新款的。他們花的可都是信徒供奉的钱。
为了减轻当地藏族群众的负担,中央政府几乎承担的西藏目前主要寺庙的一切开支。喇嘛们每个月都有几千元的收入,而每每到了骚乱的时候,冲在最前面的无一例外都是喇嘛们。***本是政治问题,与佛教没有丝毫的联系。佛经里面可从来就没有“***”的内容。喇嘛尼姑们虽然不知独立为何物,但出于对***喇嘛的绝对崇拜,自然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此言是林彪在文革中吹捧毛老人家的原话,他还说毛的话“句句是真理﹐ 一句顶一万句”,大约***喇嘛的话对西藏的僧尼也是一样吧)。更何況那些高级僧侣们也朝思暮想地要回到处处都有寺庙,人人做喇嘛,信徒如蚂蚁﹑供奉如大如山,宗教可以干预政治,三大寺可以决定西藏前途的那个黄金时代。***与僧尼的利益就这样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
作者:jeepboy1109
“关于西藏之一地鸡毛”这个系列已经被自己中断了很长时间。一方面是家事、商事、狗屁事,事事烦心,另外一方面是系列中的这篇文字可能会让很多人不快,甚至是口水砖头一起飞。思量良久,还是没有把它发上来。
如今徒步墨脱都已经成为历史达半年之久,又正巧赶上西藏的骚乱,半年前成文的东西现在发出来倒成了有点应景的文字,实非所愿,只是似乎现在可以少一点口水官司。
纵观世界三大宗教,都发源在自然环境严酷的地区。都是出自对现实苦难的无奈,对大自然中各种强大力量的无奈,而沉入对来世的渴盼。
在那木错湖边曾经有一个来自德国的中年女人问我:西藏的佛教信徒为什么如此专注于转经朝佛。我说,这些纯朴善良的人们在与高原的斗争中,总是弱者。他们想通过这种心理的安慰,洗清自己前世或今世的罪过,追求一个光明的来世。她又问我,那他们的来世恐怕多数还是在不宜人类生存的西藏,怎么办?我彻底无语,不知怎么回答她。
西藏人自古以来生活在缺氧、严寒、交通不便、资源贫乏、气候严酷、疾病流行、生命短暂的世界屋脊,生活极为艰难。处在这样生存状况下的藏族先民对于来自印度的佛教一拍即合﹐如获至宝,笃信至今,绝对不是偶然的。因为它給藏族人提供了解脱苦难,超度来世,升入天堂的安慰和希望。有趣的是,汉地禅宗也曾传入西藏,並在藏王赤松德赞的主持下,与喇嘛们辩论,这便是西藏历史上有名的“顿渐争辩”(禅宗主张“顿悟”——即身成佛”﹔喇嘛教主张“渐悟”——渐次修行﹑经过许多世后成佛)。最后以顿派告输而终结,汉族僧人被遣送回内地,禅宗在西藏从此被禁。因为藏人再怎么悟,也没办法法把世界屋脊想象成天堂与乐园。董仲舒有言:“天不变道亦不变”。这里的“天”可以理解为西藏的自然环境﹔“道”则可以理解为藏族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
只有理解了这种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差异,我们才能更好地认识西藏佛教的前世今生。
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根本特征。汉藏两族虽然同为黄种人,外貌十分相似,文化却很不相同。最明显的当然是语言,但这只是表面的差异。更深刻、更本质的差异是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或民族集体无意识,它起源于生存环境的差异。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里说过﹕“助成民族精神的产生的那种自然的联系,就是地理的基础……自然的联系似乎是一种外在的东西﹔但是我们不得不把它看作是精神所在而表演的场地。它也就是一种主要的,而且必要的基础。”汉族自古以来生活在黄河与长江流域,物产丰富,气候宜人。人间即是乐园﹐现世犹如天堂。所以汉族形成了一种所谓的 “实用理性精神”。所谓实用理性是说把理性引导和贯彻在日常现实世界生活﹑伦理感情和政治观念中,而不作抽象的玄思。
讲个笑话可能会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汉族人的“实用理性精神”。其实汉人什么信仰都没有。只要到了关键时刻他们才想起有神有佛这回事情来。比如想要生个儿子,想要升官发财,想要风调雨顺等等。他们才会去佛寺烧香磕头﹐ 直截了当地祈求菩萨保祐他們现世的梦想,而不是超度来世。汉族人对宗教的实用主义用到达了佛道不分,见庙就拜的地步。所以汉族历史里从来没有宗教迫害和宗教战争的历史,却有宗教自由和宗教宽容的传统,只是到了***的时代才出现例外。
与此相反,原旨佛教(和伊斯兰教的原教执主义类似)认为,人生最重要的不是追求现世的功利,而是超度来世。它认为人生充满了生老病死等苦难,人要摆脱这些苦难必须清心寡欲﹑反复苦修﹐经过多次转世轮回,功德圆满之后,才能跳出轮回,摆脱苦难,立地成佛,即所谓修成正果。藏族的原始宗教是苯教,佛教传入后,与苯教斗争了很久,才取得统治地位。喇嘛教把苯教的灵魂不死,同佛教的因果报应,生死轮回,超度来世的观念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藏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或集体无意识——就是“信仰高于理性,来世重于现世”(而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央政府试图使用汉族人的“实用理性精神”与***的“信仰高于理性”作战,效果不彰就是源于这种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差异)。
现实生活越是艰难的藏人,对宗教的信仰越是狂热,对来世的渴望越是迫切﹐对喇嘛越是尊敬﹐对寺庙越是慷慨。尽管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一字不识,根本看不懂佛经,也念不通一句佛经,对佛教的思辨哲学一窍不通,只会口诵“六字真言”,手转经筒(据说每转一次经筒就相当于念了一遍经文,这是为了方便不认识字的藏民朝佛而设计的东西,现在几乎已成为藏族的标志性物件),五体投地磕长头,向寺庙供奉尽可能多的钱物,祈求来世投个好胎。这样的人却是世上最虔诚的佛教徒。
至于喇嘛们的宗教﹐是和森严的等級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吴忠信(曾任***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1940年亲自主持十四世***——就是现在还活在印度的那个***的坐床仪式)在给国民政府的报告里描述过当时的宗教制度。他说: “喇嘛初入寺庙,概称学徒,由寺內担任教师之喇嘛,教以藏文之拼音及文法等,大约三四年或四五年卒业,始授以经典,再约三四年,经考试及格,得称喇嘛。在学徒期间,须为寺中服杂役,升喇嘛后,则除诵经外不做他事……所有喇嘛,必须研读显教经典,约二十年读完,得应格西考试,及格后,再入密宗学院,学习密宗经典,十数年后,积资可升法师或尊者,最后得升甘丹赤巴,造佛学之绝顶,然此仅为少数喇嘛,多数于考格西后即停止再进也。”
以上的描述只是记录了喇嘛们的宗教的基本过程。但是吴老先生并没有解释,为什么“多数于考格西后即停止再进也。”的原因。那是因为要想进一步升上去,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只有那些出身富庶人家的喇嘛才能有足够的金钱物资供奉寺庙,才有机会进阶。而穷人家的孩子从进入寺庙那天起,除了要忍受无穷的杂役外,稍有面貌英俊者还要忍受高级喇嘛们的鸡奸。
宗教——至少西藏的佛教——是一种要求人们盲目服从的、非理性的意识形态。当它和用权力强迫人们无条件服从的专制政治结合在一起,变成政教合一的精神——世俗力量时,便拥有不容质疑、不容挑战的绝对权威。这种权威只有人格化才能发挥政治和组织功能,这便是罗马教皇和***喇嘛的由来。按照喇嘛教的說法,***喇嘛是慈悲菩萨观世音的化身。所谓菩萨是已经修成正果、证得菩提的候补佛陀。他们帮助受苦受难的芸芸众生超度来世,即所谓慈悲为怀、普度众生。为了感召凡夫俗子﹐观世音菩萨便化身为肉胎凡人,就是***喇嘛。肉胎凡人自然会死亡,于是便有***喇嘛的转世(班禅喇嘛则是无量光菩萨的化身)。***喇嘛开始只是宗教领袖,另有藏王(蒙古军阀)作为世俗领袖治理政务。1751年乾隆皇帝废除藏王制,授权七世***喇嘛在驻藏大臣的监督下治理西藏政治事务,从此***喇嘛兼任政治領袖。政教合一的体系正式形成,***喇嘛成了西藏的神。
正如达瓦才仁(***集团臭名诏著的发言人。经过这次314,应该是天下共知了)说的:“民族、宗教、文化、政治。政治在西藏是次要的,主要的是宗教和文化。因为西藏人沒有什么政治观点,西藏人沒有一个政党,它的观点就是宗教。西藏民族不是一个政治的民族,而是一个宗教的民族,它把自己的全部而不只是大部的精力都投入了宗教,它对政治並不感兴趣。”《喇嘛王国的覆灭》一书的作者,美国人戈茨坦指出,西藏的宗教与农奴制度紧密结合,互为支柱,就像欧洲中世纪的天主教会与封建制互为支柱一样。
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说﹕“凡是将自己交付于神的万能的人,凡是相信一切发生和存在的事情﹐都是出于神的意志而发生和存在的人,他就永远也不会想法去消除世界的缺陷,无论自然的缺陷或社会的缺陷。”
藏族人既然认为世上发生和存在的一切都是前世命定的,並把全部心思和精力都投入了超度来世,就没有心思和精力去改造社会和发展科技与生产。藏文典籍几乎都是有关于佛学和文史的,直至1984年中国政府出版的第一套藏文科技詞典问世,藏文从来就没有科技词典,也几乎沒有科技词汇。今天,中国最大的五种少数民族语言(蒙古、维吾尔、朝鲜、哈萨克和藏)中前面四个民族都能用母语教授自然科学,只有藏文因没有成熟的科技词汇而无法做到。语言是思维的工具和表现,科技词汇的缺乏反映了科技思维的缺乏。科技需要理性思维,这和非理性的宗教思维本来就是矛盾的。中世纪欧洲的宗教势力百般阻挠科学研究,甚至残酷迫害科学家就是明证。上个世纪的上半叶,西藏的宗教势力千方百计地阻挠英文学校的开设,也是因为害怕引来西方的科学思想与理性思維。
西藏的宗教虽然不关心科技与生产,却消耗了西藏的大部分财富。1950年以前,西藏耕地约300万亩,寺庙和上层喇嘛占有40%。1959年拉萨的三大寺(哲蚌﹑色拉﹑甘丹)共占有土地14.7万亩,11万头牲畜和4万多农奴。在一般的情況下﹐寺庙所属的农奴要把收成的70%以上交给寺庙。寺庙不仅拥有农庄牧场和农奴,还从事商业和放债。***喇嘛自己的放债机构1950年放债藏銀303.9万两,年息10%。哲蚌寺历年放出的高利贷粮食累计达1亿6千万斤,银元1亿多元,债息收入占其全部收入的四分之一。寺庙放债的利率,借钱在30-50%,借粮在25%。此外,寺庙和喇嘛还从香客那里得到大量的布施。当农奴将大部分收获交给领主(政府、寺庙、贵族)后,还要将一部分收入交给寺庙和喇嘛,所剩下的只够维持生存,不可能有资金来扩大再生产。而今天,在西藏很多最贫穷的县,农牧民还在象以前一样供奉当地的寺庙,甚至把国家发的救济粮都变卖捐出。
英国人贝尔(Charles Bell)曾援引噶厦政府1917年的财务报告分析西藏的收入和支出。是年噶厦政府收入72万英镑,布达拉宫收入80万英镑,噶厦政从自己的收入中拿出 27.4万英镑给布达拉宫。政府的收入来自税收,放债和政府拥有的庄园、牲畜等。除了噶厦门政府、各宗(相当于县)政府也要拿出约一半收入给寺庙。正如戈茨坦指出的,西藏的喇嘛通过政府津贴、寺庙庄园、民间化缘和寺庙自己的金融活动吸收了西藏的大部分财源。
寺庙的钱用在哪里?第一,耗资巨大的宗教活动。每个藏历新年的法事活动要耗去布达拉宫年收入的62%。1958年西藏有2711座寺庙,每座寺庙里都有无数日夜燃烧的酥油灯。第二,供养喇嘛。1958年西藏喇嘛占总人口的11%左右。平均每两户平民要供养一个喇嘛。第三,寺庙的建筑和佛像等设施。西藏寺庙的众多与豪华经常让游客惊讶。只要看看布达拉宫里历代***灵塔的造价和所耗费的黄金、宝石的数量就可见一斑了。毫不夸张地说,旧西藏的经济不是为人服务的,而是为佛服务的。戈茨坦在他的书中说:“西藏宗教对社会财富掠夺之剧烈,连中世纪的欧洲都望尘莫及。”
大家都知道《红河谷》这部电影,很多人都去过在江孜的宗山城堡,知道那段抵抗英国人入侵的故事。而真实的历史是:藏军在各次战斗中基本上属于一触即溃,死伤枕籍。喇嘛、活佛们除了念经,没有任何办法。英国人荣赫鹏(Francis Younghusband)——红河谷里那个英国上校的原形,在他的书中这样表达他们的自豪和喇嘛们的蔑视:“喇嘛用尽了他们在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手段阻拦我們,他们依靠中世纪的武器和各式各样的杂牌现代武器同我们较量。在拉萨,他们举行了求助于天的仪式,整天诵经,一本正经地诅咒我们,然而我们还是过来了。”
喇嘛教也像欧洲的天主教,本性极端保守,把佛经当作万古不变的真理。把传统当做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曾在噶厦政府当过三任宗本(县长)的藏族学者恰白次旦平措回忆:西藏“到处充斥花样不得翻新的用语,噶厦政府官员夏天也必须戴大皮帽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寺庙集团主宰的噶厦政府一方面百般奉迎英国殖民主义者,乞求其支持“***”;另一方面,又认为外来的英国文化对佛教继续在西藏一统天下的局面构成了直接的的威胁。“如果因为英国的教育方式和生活习惯的传入而使贵族和大商人逐渐英国化,宗教最后就可能失去施主,西藏固有的特征也会丧失”。寺庙集团在1925年與1945年两次强迫噶厦政府关闭了西藏的英文学校﹐因为“英文学校回灌输外来的无神论思想,危害宗教教义和制度”。寺庙集团还严厉打击崇拜英国生活方式的军官集团和噶厦政府內部的改革势力,千方百计阻挠藏軍、噶厦政府和社会的现代化。以至于可笑到:***集团一再请求英国提供现代武器,却害怕自己的军官去英属印度接受训练。(这支藏军后来在解放军进军西藏和1959 年平叛过程中闹出无数令现代社会的人们啼笑皆非的故事,后面会讲到这些故事)
西藏的宗教不但阻碍的社会的正常发展与进步,其虚伪与暴虐也让人们发指。
佛教禁止杀生,藏族人在缺氧与严寒的自然条件下不能不吃肉。于是喇嘛们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吃肉﹐又歧视屠夫﹐把屠夫视为下等下级人。在政教合一的西藏,他们的生命只有一根草绳的价钱。于是杀生的罪孽与惩罚全部由该死的屠夫来承担,其他僧侣连同***喇嘛在內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大吃其肉。至今拉萨还居住着一千多名土著回族,在西藏定居了好几百年。他们说藏语,信奉伊斯兰教,有自己的清真寺。在政教合一的西藏,藏人允许这些人不信喇嘛教,就因为他们大都以屠夫为业,承担了藏族人不愿意做却又少不了的“下贱活”。但是在1959年的叛乱与1989年骚乱中,喇嘛们却带领藏族人打砸抢烧拉萨的土著回族—— 因为他们和汉族人一样是不吃糌粑的异教徒。
***喇嘛多次为西藏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度辩解说:佛教是禁止杀生的。农奴主和噶厦政府从来都不随意处死农奴和囚犯。不过他们惯常的做法是,剜去农奴们的眼睛;砍断他们的手脚;把犯人鞭打得快要死以后将他们放走,让他死在别处。这样***就可以说:“这是神的旨意!”
西藏的密宗的灌顶仪式更是令人发指。根据黃教(又称格鲁派,***喇嘛即是派教主)创始人宗喀巴的《密宗道次第广论》卷十四﹐灌頂是修密宗时必需举行的仪式。一个僧人从入密門到修炼最高密法无上瑜伽密,要按照次第进行行多次灌顶。密宗視灌顶为最庄严、最神圣的仪式,未受灌顶者是不能修炼密法和阅读密宗经典的,否则不仅得不到成就,死后还要下地狱。
灌顶仪式必须由金刚上师执行。仪式在曼陀(绘有佛像、法器的修行道场)前举行,事先受灌者要沐浴,穿着盛装,由上师手持一个內装“圣水”的宝瓶,向受灌者头上洒水,再用以人的头盖骨做的碗装青稞酒让受灌者喝。最高级的灌顶仪式是修无上瑜伽密之灌顶。其过程是﹕修密弟子找一个12岁,16岁或者20岁的处女,引到密室內用幔帳包围住的屏內,将此女献给上师长,此女被叫做“明妃”(佛母)。然后由上师加持“金刚莲花”(男女生殖器),将“俗女身观空后,生天女身”。然后上师携“明妃”进入入屏幕內,行“大瑜伽怛特罗法”(“男女和合之大定”,通俗地说就是性交,然后“入定”)。弟子在幕外以布遮目跪候。事毕,上师携“明妃”至幕前,以大拇指和无名指取“摩尼宝”(精液)置于弟子口中,同时念诵《金刚曼经》。弟子要诵意为“希有大安乐”的咒语,把“摩尼宝” 咽下。而“明妃从入定起,不着衣服,于莲花中取甘露滴(处女血),同样置于口中,亦如上而饮”。这就是所谓密灌顶。灌顶后,弟子去遮目布。上师将“明妃” 手置弟子手中,然后以自己的左手执他们的手,以自己的右手持金刚杵置于弟子头顶,教训道﹕“诸佛为此证,我将伊授汝。”然后令弟子与“明妃”如法修“和合之大定”,“引生大乐”。
所谓灌顶名为宗教仪式,实为轮奸少女。四十岁上下的朋友应该有人记得1987年《人民文学》第一期上的一篇文章《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文章里描述了一名叫桑桑扎西的少女被选中成为 “明妃”,到灌顶后致死的全过程。以为描写太过写实而被禁止发行,当时的总编辑刘心武因此而被免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公共图书馆翻翻,看是否还可以找到这本书。
我不知道那些被藏传佛教感动得感激涕零,认为在那片透明蓝天下的宗教是如何纯洁,如何可以荡涤灵魂的小资女人们看了这样的过程会有何感想?如果那个被选中的“明妃”就是你,你又会有什么反应?我想没有哪个人会告诉我她要为了自己的信仰去献身!
去年9月出发去墨脱徒步之前的两周,我因为工作的原因远赴英伦。在不到10天的时间里穿梭于英国的4个城市之间。回国的时间与飞拉萨的时间只有27个小时的间隔。在怀特岛的朋友约我去他那里做客。怀特岛是英国的一个度假圣地,位于英国的最南边,过海就是法国。朋友在当地开了一个中医诊所,抵埠的当天下午,朋友的病人——一个年过七旬的英国老太太邀请朋友去她家里喝下午茶。朋友索性也把我一起拉上,免得一个人在诊所里守空房。
老太太的丈夫已经有八十多岁,是英国皇家空军的老兵,去过缅甸和印度,曾经和中国远征军一起打过日本鬼子。我大舅也是远征军的一员,因此话题就多了起来。话题不知道什么时候被老太太转到了宗教问题上。我废了不少口舌才说明白,孔子的思想是一种哲学思想,而不是宗教。在聊到中世纪英国的宗教时,老太太随口而出的一句话,几乎把晒着太阳,端着红茶的我,从沙发上震到地下。仿佛那声音是从天外飞来,而不是出自我的对面。
她看着我,缓缓地说:“卡尔.马克思说宗教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不是吗?”
西藏有喇嘛越多越好的传统。戈茨坦在《喇嘛王国的覆灭》一书中提到:1737年喇嘛人数占了藏族男性的26%。戈茨坦随后指出喇嘛教是阻碍西藏社会、经济发展的桎梏。曾在噶厦政府做过官的藏族著名老学者恰旦次旦平措也说﹕“以前我对宗教就有看法﹐寺庙搞大了,对国家没有什么好处。那么多人,吃著、喝著,那么多年轻力壮的,不去生产,对藏民族也没有好处。”1959年之后,中央政府为了发展生产,不得不限制西藏的喇嘛人数。尽管如此,如今西藏的喇嘛和尼姑(没有编制的不算在内)仍然达到了西藏藏族人口的2%。大大超过了佛教国家泰国僧尼占人口比例的0.7%这个比例。为此,政府规定喇嘛们必须自己从事生产,要求僧尼们自己自足。
谈到喇嘛和宗教,西藏当地的驻军对喇嘛的言行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在圣湖边的巴噶检查与眼镜中尉聊天的内容因为颇有刺激性,在2006年的游记里没有记录下来。现在转述若干与朋友们一起看看当地喇嘛们的面目。“这里的喇嘛竟然会白天念经,晚上换上西装用信徒布施的钱跑到附近的县城里去嫖小姐。甚至还有的喇嘛会钻进朝圣的藏族小姑娘的帐篷。如此这般,他们竟然还有厚着脸皮跑到我们的营房里来,说:牧民的事情他们要管,军队的事情他们也要管。看来是曾经作为统治阶级的残余思想还没死光。”
在萨迦的人民武装部几个军官给我讲的都相同:除去了政府的拨款和信徒的布施外,当这里的寺庙需要什么东西时,就会敲起寺院的钟,然后周围对宗教虔诚的牧民就会为他们送去肉食,酥油甚至整车烧火的牛粪。周围寺庙中所喝的酥油茶的味道是周边茶馆中所无法比拟的。而有很多接受国家救济粮的藏族老人会在集市上把分给他们的每年300斤的粮食都卖掉,把得到的钱捐给寺庙。地方政府的很多工作都因为喇嘛的干扰而没有办法开展,只好求助当地的驻军。人武部大约要充当半个县政府的职能。
日喀则军分区司令部的藏族参谋告诉我,扎寺的主持在地方政协和官员的思想中还有着很高的地位,他换车的水平和速度,我们军分区的司令员都没办法比。
十年前经过藏北那曲县的时候,当地政府动员藏民挖虫草致富时,当地喇嘛告诉藏民说那是“山神的肠子”,挖不得。现在那里的喇嘛也在孜孜不倦地挖虫草卖钱。
喇嘛好色贪吃,自古皆然,不过现在的喇嘛好色贪吃也沾了汉风洋气。三大寺的青年喇嘛如今大摇大摆地穿上便装去拉萨的录像厅,看港台和西方黄色录像;还有喇嘛穿便装去汉族人开的饭店大吃大喝:地位稍高的喇嘛带的手表可能一般城市白领都不见得买得起;寺庙主持的手机永远都是当时最新款的。他們花的可都是信徒供奉的钱。
为了减轻当地藏族群众的负担,中央政府几乎承担的西藏目前主要寺庙的一切开支。喇嘛们每个月都有几千元的收入,而每每到了骚乱的时候,冲在最前面的无一例外都是喇嘛们。***本是政治问题,与佛教没有丝毫的联系。佛经里面可从来就没有“***”的内容。喇嘛尼姑们虽然不知独立为何物,但出于对***喇嘛的绝对崇拜,自然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此言是林彪在文革中吹捧毛老人家的原话,他还说毛的话“句句是真理﹐ 一句顶一万句”,大约***喇嘛的话对西藏的僧尼也是一样吧)。更何況那些高级僧侣们也朝思暮想地要回到处处都有寺庙,人人做喇嘛,信徒如蚂蚁﹑供奉如大如山,宗教可以干预政治,三大寺可以决定西藏前途的那个黄金时代。***与僧尼的利益就这样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
回复: 《皇漢之夢》(81) 藏传佛教的前世今生
看看《人民日报》驻拉萨记者刘伟在1987年10月1日拉萨骚乱时,自称自己是海外华人,代表境外某个媒体采访一个喇嘛的对话。通过这段对话,我们也许能了解纯洁的佛教是如何荡涤喇嘛们的灵魂的。
问:你赞成***吗?为什么?
答﹕赞成﹐西藏本来就是西藏人的嘛,我们有***喇嘛,汉人有吗?汉人吃糌粑喝酥油茶青稞酒吗?我们不一样。
问﹕你愿意当喇嘛?
答﹕当然,藏族人最光荣的就是当喇嘛。
问﹕你对政府的宗教政策怎么看?你认为西藏人现在的生活还不错吗?
答﹕他们汉人把我们西藏的寺庙都毁了,当然该他们修。我们喇嘛不如以前了,以前我们有很多吃的,老百姓供应,噶厦政府也专门供应,现在钱很少,寺庙里很多值钱的东西他们都拿走了。汉人在拉萨修了很多新房子,但不是我们住的,拉萨城就是修得再好,我们也不需要。我们希望的是到处都有寺庙,人人都可以做喇嘛。汉人没来以前,我们西藏人和平相处,没有斗争,没有更多的贪心,贪心多了会下地狱。汉族人把他们的贪心带来了,也教坏了我们一些藏族。
刘伟还记录了警察审问一个参加骚乱的喇嘛的对话﹕
问﹕你为什么要游行,怎么来的拉萨?
答﹕我们自己来的,我们应该享受我们的一切。
问﹕享受什么?
答﹕独立。
问﹕什么是独立?
答﹕不知道。听了广播,***喇嘛在说西藏要独立,我们喇嘛就要响应。
这两段对话颇能说明今天西藏喇嘛尼姑的心态。作为出家人,对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与现代化等等一概不感兴趣,反而认为通过劳动获得财富那是贪心,要下地狱。在《你所不知道的扎什伦布》那篇游记里,我称喇嘛们为寄生虫。有网友评论“说喇嘛寄生虫有点过了。毕竟,宗教嘛,精神领域的,总不能要求喇嘛也成天去放羊放牛吧。”我不知道,喇嘛们饱食终日,既不种青稞,也不养牛羊,要老百姓天天供养,还希望这样的供养越多越好,期冀这样的供奉万世长存。到底谁是寄生虫?谁更贪婪??谁应该下地狱???
住在达兰萨拉的“神”的面目,似乎不需要我们多说什么?而住在扎寺,住在我们身边的“神”又如何呢?
对十世班禅最官方的评价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国务活动家、中国***的忠诚朋友、中国藏传佛教的杰出领袖”。从藏传佛教的理论上讲班禅***应该是互为师徒关系。简单说,大家都知道班禅***都是转世灵通担任,现任去世,有下一任,哪一位转世早,哪位就是师傅,另一位就是徒弟。可惜的是宗教地位从来都不是单纯的,在现实生活中,无论什么“身份”,最终地位是“政治地位”决定的。
班禅从历史渊源上看,就是因为害怕***的势力一家独大,不好控制,才设立的。两个系统间的矛盾与冲突几百年来就没有间断过。由于两个系统的实力对比,历来班禅系统都更加认可中央中央政府,而***系统却试图建立相对独立的政教合一的西藏。1912年辛亥革命之后,噶厦政府驱逐清军,***开始掌控西藏的政局。班禅的地位从那个时期就开始更受到全面压制,直到1923 年九世班禅被迫出走内地,扎什伦布寺被监管,整个西藏完全听命于***而达到顶峰。
1931年5月,在国民会议上,九世班禅公开发表对于国民政府训政建设的认识和三民五权的拥戴,支持国民政府的各项主张。班禅“爱国”、“爱教”的传统从那时就有了渊源。盖因与***集团的实力对比过于悬殊,老窝都被人家端了,不依靠中央政府连西藏都进不去,就更不用说宗教政治地位了。到了我们都熟知的这位“神”,就混得更惨了,连老父亲都被***集团扣押为人质。所以,随着西北的解放,“爱国”“爱教”的班禅就又把眼光投到了中央政府的身上。经过中央政府的多方协调与艰苦谈判,由超过千人的武装护送,***集团终于同意让班禅返回西藏。但是在1952年4月28日双方在布达拉宫见面时,达兰萨拉的“神”却给了从青海回到拉萨的“神”一个下马威。当班禅给***磕头时,***不站起来;而且把***、班禅互换哈达变成了班禅单方面向***献哈达;同时把班禅的座位变小两级,放在旁边。随行的班禅方面的卫士几乎气得要当场开枪,幸亏中央政府的代表出面阻拦才没有闹出大祸。事后,班禅方面的人痛哭流涕,说中央政府欺骗了他们。(在班禅回西藏的程序和仪式上中央和***集团是有协议在先的,班禅才同意回西藏的)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当时如同丧家犬的班禅的宗教和政治地位。除了“爱国”“爱教” 班禅集团别无选择。
但是班禅作为大农奴主、大教主,根深蒂固的贵族、宗教、民族情绪一天也没有改变过。后来针对1959年的平叛与民主改革和对宗教的限制班禅都有着本能地抵触。为此班禅给周恩来总理的长信中对这些政策都有微词。此信史称《七万言书》现在这些文字应该不是保密的内容了,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找来读读。在信中除了表达对中央各项政策的不满外,班禅还对他与父亲在西藏的地位和待遇问题喋喋不休的抱怨,暗示他的地位远不如那个当时已经远走达兰萨拉的“神”。言外之意是,既然他走了,我便要取而带之。
达兰萨拉的“神”患有严重的失忆症。1989年的骚乱过后,***喇嘛迅速对中央政府对话的要求做出了回应,发表了声明:非常明确地表示自己已经放弃了要求***的政治主张。几个月后的1989年12月10日,在奥斯陆,***喇嘛当面接过挪威国王奥拉夫五世递来的 300万挪威克朗的诺贝尔和平奖的支票时,激动地说:“感谢尊敬的国王,诺贝尔和平奖不仅仅是给我个人的,而且是对我们西藏人为国家自由而努力的肯定。”
我们这边的“神”似乎也患有相同的病症,只是程度有所不同而已。从1952年到1961年,不过9年的时间。班禅就忘记了,他和他父亲在新中国成立前,受到***集团的排斥,根本得不到承认,也根本进不了西藏。他和他父亲在旧西藏一天也没有威风过。不是中央政府逼迫***集团承认他,又派兵护送他进藏即位,给他高官厚禄,让他和他父亲大耍威风,他还呆在他在青海的行辕里。大约失忆症是两位西藏的“神”的通病吧?
班禅从1966年起在秦城监狱里度过了9年多的时间,出狱后大有看破红尘之意,似乎也不再愿意当他的“神”了,于是决定还俗,经过中央批准娶了***起义将领董其武的外孙女李洁结婚,并育有一女。到了1981年,平反以后,班禅重新出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做“神”的欲望又高涨起来。在1982年6月至 8月去西藏视察时,虽然也说了很多反对***的话,却引发了宗教狂热。单在拉萨和日喀则两地受其摸顶的藏民达到30万人次。从进入青海开始,藏民夹道欢迎、献礼、磕头、欢呼,规模之大,人数之多为历史罕见。以致7月6日在大昭寺举行佛事时发生混乱,踩死一人,踩伤11人。84年我姑父这个老青藏来北京治疗的时候给我讲述过当时的场景。“青海和西藏的农牧民很多人变卖全部家产,把10元一张的人民币装在麻袋里。班禅所到之处,这些藏民将一把把的钱撒在班禅脚前,期望得到摸顶。”他的所作所为被当地的党政干部大为反感,但是因为中央的政策原因,像我姑父一般的老西藏是敢怒而不敢言。而班禅回到北京却还认为自治区执行宗教政策是“收”而不是 “放”。
时任自治区党委书记阴法唐(18军进军西藏的时候,张国华为军长,谭冠三为政委。阴法唐是一个师的政委。属于资历相当老的驻藏干部)不同意他的说法。双方各自向中中央告状,结果中央批评阴法唐“不尊重班禅”。1983年6月《西藏日报》报道西藏六届人大会议时,没有刊登班禅的照片,班禅又向中央告状,中央批评自治区党委犯了“政治错误”。自治区党委不得不专门写报告,由当时参加会议的人大代表说明,新华社几次拍照班禅都不在场,所以《西藏日报》无法采用班禅的照片与言论。
班禅复出以后,野心膨脹,企图恢复他往日“神”的地位,想当西藏的太上皇。而提出的最离谱的要求是:兼任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虽然当时中央政府对境内外的两个“神”都采取了相当程度的绥靖政策(窃以为是后来***越搞越凶的主要诱因),而这个要求被邓公一句:“政教必须分离!”而拒绝。由此可见,反对西藏对立,反对***喇嘛未必是假。如果达兰萨拉的“神”回到西藏,断然没有班禅的立锥之地,不回到1952年以前的状态就是他的运气了。而期望着通过反***,来恢复他中断十多年的“神”的地位和特权到一定是真。
对于班禅人“神”之间的角色转换和娶妻生女是否遵从了格鲁派的教规,是否算破戒无从评论。因为我对佛家的规矩没有什么深入研究。只是班禅1986年回大昭寺主持祈祷大法会,有相当数量的宗教人事对他的资格有所质疑。班禅自己解释说:“我不愿意遵守某条戒律,自动向佛祖忏悔,脱去袈裟,表示我把这条戒律还给了佛祖,这是终于戒律的做法,是允许的。这叫信佛不辱佛!我不再穿袈裟,但我还是班禅额尔德尼。”有西方记者为此事采访***。另外那个“神”沉吟半晌,只说了句:“他也是个人!”算做回答。
2001年,我一早去大昭寺拍照片,措钦大殿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像前,一个年轻喇嘛正在给几个干部模样的内地客人在做讲解。他的汉语非常流利:
“这是我们大昭寺的镇寺之宝,也是我们最崇拜的佛像。大家可以拜一拜。但我们在这里膜拜的不是这尊像,而是一种精神。如果只知道对这木头敬礼,那么就没有理解佛教的精神。这种精神应该是忘我的,无私的。”
“你们当中有***员,我们认为共产主义和佛教是不冲突的。一个真正的***员,首先想到的是别人,我们佛教讲的也正是这样的道理,要善于放下私心,放下一个“我”字。佛教说六道轮回,但是天堂和地狱并不一定要死后才能到达。如果人人向善,那么这个世界就是天堂。如果人心向恶,那么,此时此地,就是你的地狱。”
这个年轻喇嘛的话让我深受打动。他似乎比那两个相互斗法多年的“神”更有佛心,更有人性,更接近一个“神”。
因为工作的原因,经常往返中英两国之间。看到过一个亲自到过西藏采访的英国记者写的文章。其中心意思是:藏族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因为他们将智慧和财富都毫无节制地付给了虚无飘渺的佛教。
说心里话,虽然我是个彻底的无神论者,但是从来不反对宗教信仰。人有信仰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我一直这样认为。所谓宗教就是要搞清楚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如来佛祖、真主阿拉和基督耶稣都各有各的说法。从这个角度来看无神论也是一种宗教。所幸的是,1997年,2001年,2002年,2007年,我四次进入西藏。一路走过,那个英国记者的论断就可以被推翻。因为,以前路边村庄里的最好的建筑是寺庙。但现在,我看到的是:学校。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看到西藏像欧美等有宗教信仰的国家和地区一样,一边祈祷,一边发展。更希望,西藏像我曾看到的一幅图片一样:一位包头巾,穿着长袍的阿拉伯人在沙漠里倚着骆驼,用卫星电话和笔记本电脑上网。
问:你赞成***吗?为什么?
答﹕赞成﹐西藏本来就是西藏人的嘛,我们有***喇嘛,汉人有吗?汉人吃糌粑喝酥油茶青稞酒吗?我们不一样。
问﹕你愿意当喇嘛?
答﹕当然,藏族人最光荣的就是当喇嘛。
问﹕你对政府的宗教政策怎么看?你认为西藏人现在的生活还不错吗?
答﹕他们汉人把我们西藏的寺庙都毁了,当然该他们修。我们喇嘛不如以前了,以前我们有很多吃的,老百姓供应,噶厦政府也专门供应,现在钱很少,寺庙里很多值钱的东西他们都拿走了。汉人在拉萨修了很多新房子,但不是我们住的,拉萨城就是修得再好,我们也不需要。我们希望的是到处都有寺庙,人人都可以做喇嘛。汉人没来以前,我们西藏人和平相处,没有斗争,没有更多的贪心,贪心多了会下地狱。汉族人把他们的贪心带来了,也教坏了我们一些藏族。
刘伟还记录了警察审问一个参加骚乱的喇嘛的对话﹕
问﹕你为什么要游行,怎么来的拉萨?
答﹕我们自己来的,我们应该享受我们的一切。
问﹕享受什么?
答﹕独立。
问﹕什么是独立?
答﹕不知道。听了广播,***喇嘛在说西藏要独立,我们喇嘛就要响应。
这两段对话颇能说明今天西藏喇嘛尼姑的心态。作为出家人,对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与现代化等等一概不感兴趣,反而认为通过劳动获得财富那是贪心,要下地狱。在《你所不知道的扎什伦布》那篇游记里,我称喇嘛们为寄生虫。有网友评论“说喇嘛寄生虫有点过了。毕竟,宗教嘛,精神领域的,总不能要求喇嘛也成天去放羊放牛吧。”我不知道,喇嘛们饱食终日,既不种青稞,也不养牛羊,要老百姓天天供养,还希望这样的供养越多越好,期冀这样的供奉万世长存。到底谁是寄生虫?谁更贪婪??谁应该下地狱???
住在达兰萨拉的“神”的面目,似乎不需要我们多说什么?而住在扎寺,住在我们身边的“神”又如何呢?
对十世班禅最官方的评价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国务活动家、中国***的忠诚朋友、中国藏传佛教的杰出领袖”。从藏传佛教的理论上讲班禅***应该是互为师徒关系。简单说,大家都知道班禅***都是转世灵通担任,现任去世,有下一任,哪一位转世早,哪位就是师傅,另一位就是徒弟。可惜的是宗教地位从来都不是单纯的,在现实生活中,无论什么“身份”,最终地位是“政治地位”决定的。
班禅从历史渊源上看,就是因为害怕***的势力一家独大,不好控制,才设立的。两个系统间的矛盾与冲突几百年来就没有间断过。由于两个系统的实力对比,历来班禅系统都更加认可中央中央政府,而***系统却试图建立相对独立的政教合一的西藏。1912年辛亥革命之后,噶厦政府驱逐清军,***开始掌控西藏的政局。班禅的地位从那个时期就开始更受到全面压制,直到1923 年九世班禅被迫出走内地,扎什伦布寺被监管,整个西藏完全听命于***而达到顶峰。
1931年5月,在国民会议上,九世班禅公开发表对于国民政府训政建设的认识和三民五权的拥戴,支持国民政府的各项主张。班禅“爱国”、“爱教”的传统从那时就有了渊源。盖因与***集团的实力对比过于悬殊,老窝都被人家端了,不依靠中央政府连西藏都进不去,就更不用说宗教政治地位了。到了我们都熟知的这位“神”,就混得更惨了,连老父亲都被***集团扣押为人质。所以,随着西北的解放,“爱国”“爱教”的班禅就又把眼光投到了中央政府的身上。经过中央政府的多方协调与艰苦谈判,由超过千人的武装护送,***集团终于同意让班禅返回西藏。但是在1952年4月28日双方在布达拉宫见面时,达兰萨拉的“神”却给了从青海回到拉萨的“神”一个下马威。当班禅给***磕头时,***不站起来;而且把***、班禅互换哈达变成了班禅单方面向***献哈达;同时把班禅的座位变小两级,放在旁边。随行的班禅方面的卫士几乎气得要当场开枪,幸亏中央政府的代表出面阻拦才没有闹出大祸。事后,班禅方面的人痛哭流涕,说中央政府欺骗了他们。(在班禅回西藏的程序和仪式上中央和***集团是有协议在先的,班禅才同意回西藏的)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当时如同丧家犬的班禅的宗教和政治地位。除了“爱国”“爱教” 班禅集团别无选择。
但是班禅作为大农奴主、大教主,根深蒂固的贵族、宗教、民族情绪一天也没有改变过。后来针对1959年的平叛与民主改革和对宗教的限制班禅都有着本能地抵触。为此班禅给周恩来总理的长信中对这些政策都有微词。此信史称《七万言书》现在这些文字应该不是保密的内容了,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找来读读。在信中除了表达对中央各项政策的不满外,班禅还对他与父亲在西藏的地位和待遇问题喋喋不休的抱怨,暗示他的地位远不如那个当时已经远走达兰萨拉的“神”。言外之意是,既然他走了,我便要取而带之。
达兰萨拉的“神”患有严重的失忆症。1989年的骚乱过后,***喇嘛迅速对中央政府对话的要求做出了回应,发表了声明:非常明确地表示自己已经放弃了要求***的政治主张。几个月后的1989年12月10日,在奥斯陆,***喇嘛当面接过挪威国王奥拉夫五世递来的 300万挪威克朗的诺贝尔和平奖的支票时,激动地说:“感谢尊敬的国王,诺贝尔和平奖不仅仅是给我个人的,而且是对我们西藏人为国家自由而努力的肯定。”
我们这边的“神”似乎也患有相同的病症,只是程度有所不同而已。从1952年到1961年,不过9年的时间。班禅就忘记了,他和他父亲在新中国成立前,受到***集团的排斥,根本得不到承认,也根本进不了西藏。他和他父亲在旧西藏一天也没有威风过。不是中央政府逼迫***集团承认他,又派兵护送他进藏即位,给他高官厚禄,让他和他父亲大耍威风,他还呆在他在青海的行辕里。大约失忆症是两位西藏的“神”的通病吧?
班禅从1966年起在秦城监狱里度过了9年多的时间,出狱后大有看破红尘之意,似乎也不再愿意当他的“神”了,于是决定还俗,经过中央批准娶了***起义将领董其武的外孙女李洁结婚,并育有一女。到了1981年,平反以后,班禅重新出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做“神”的欲望又高涨起来。在1982年6月至 8月去西藏视察时,虽然也说了很多反对***的话,却引发了宗教狂热。单在拉萨和日喀则两地受其摸顶的藏民达到30万人次。从进入青海开始,藏民夹道欢迎、献礼、磕头、欢呼,规模之大,人数之多为历史罕见。以致7月6日在大昭寺举行佛事时发生混乱,踩死一人,踩伤11人。84年我姑父这个老青藏来北京治疗的时候给我讲述过当时的场景。“青海和西藏的农牧民很多人变卖全部家产,把10元一张的人民币装在麻袋里。班禅所到之处,这些藏民将一把把的钱撒在班禅脚前,期望得到摸顶。”他的所作所为被当地的党政干部大为反感,但是因为中央的政策原因,像我姑父一般的老西藏是敢怒而不敢言。而班禅回到北京却还认为自治区执行宗教政策是“收”而不是 “放”。
时任自治区党委书记阴法唐(18军进军西藏的时候,张国华为军长,谭冠三为政委。阴法唐是一个师的政委。属于资历相当老的驻藏干部)不同意他的说法。双方各自向中中央告状,结果中央批评阴法唐“不尊重班禅”。1983年6月《西藏日报》报道西藏六届人大会议时,没有刊登班禅的照片,班禅又向中央告状,中央批评自治区党委犯了“政治错误”。自治区党委不得不专门写报告,由当时参加会议的人大代表说明,新华社几次拍照班禅都不在场,所以《西藏日报》无法采用班禅的照片与言论。
班禅复出以后,野心膨脹,企图恢复他往日“神”的地位,想当西藏的太上皇。而提出的最离谱的要求是:兼任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虽然当时中央政府对境内外的两个“神”都采取了相当程度的绥靖政策(窃以为是后来***越搞越凶的主要诱因),而这个要求被邓公一句:“政教必须分离!”而拒绝。由此可见,反对西藏对立,反对***喇嘛未必是假。如果达兰萨拉的“神”回到西藏,断然没有班禅的立锥之地,不回到1952年以前的状态就是他的运气了。而期望着通过反***,来恢复他中断十多年的“神”的地位和特权到一定是真。
对于班禅人“神”之间的角色转换和娶妻生女是否遵从了格鲁派的教规,是否算破戒无从评论。因为我对佛家的规矩没有什么深入研究。只是班禅1986年回大昭寺主持祈祷大法会,有相当数量的宗教人事对他的资格有所质疑。班禅自己解释说:“我不愿意遵守某条戒律,自动向佛祖忏悔,脱去袈裟,表示我把这条戒律还给了佛祖,这是终于戒律的做法,是允许的。这叫信佛不辱佛!我不再穿袈裟,但我还是班禅额尔德尼。”有西方记者为此事采访***。另外那个“神”沉吟半晌,只说了句:“他也是个人!”算做回答。
2001年,我一早去大昭寺拍照片,措钦大殿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像前,一个年轻喇嘛正在给几个干部模样的内地客人在做讲解。他的汉语非常流利:
“这是我们大昭寺的镇寺之宝,也是我们最崇拜的佛像。大家可以拜一拜。但我们在这里膜拜的不是这尊像,而是一种精神。如果只知道对这木头敬礼,那么就没有理解佛教的精神。这种精神应该是忘我的,无私的。”
“你们当中有***员,我们认为共产主义和佛教是不冲突的。一个真正的***员,首先想到的是别人,我们佛教讲的也正是这样的道理,要善于放下私心,放下一个“我”字。佛教说六道轮回,但是天堂和地狱并不一定要死后才能到达。如果人人向善,那么这个世界就是天堂。如果人心向恶,那么,此时此地,就是你的地狱。”
这个年轻喇嘛的话让我深受打动。他似乎比那两个相互斗法多年的“神”更有佛心,更有人性,更接近一个“神”。
因为工作的原因,经常往返中英两国之间。看到过一个亲自到过西藏采访的英国记者写的文章。其中心意思是:藏族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因为他们将智慧和财富都毫无节制地付给了虚无飘渺的佛教。
说心里话,虽然我是个彻底的无神论者,但是从来不反对宗教信仰。人有信仰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我一直这样认为。所谓宗教就是要搞清楚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如来佛祖、真主阿拉和基督耶稣都各有各的说法。从这个角度来看无神论也是一种宗教。所幸的是,1997年,2001年,2002年,2007年,我四次进入西藏。一路走过,那个英国记者的论断就可以被推翻。因为,以前路边村庄里的最好的建筑是寺庙。但现在,我看到的是:学校。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看到西藏像欧美等有宗教信仰的国家和地区一样,一边祈祷,一边发展。更希望,西藏像我曾看到的一幅图片一样:一位包头巾,穿着长袍的阿拉伯人在沙漠里倚着骆驼,用卫星电话和笔记本电脑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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