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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漢之夢》（119） 死有余辜的作家老舍
由 Admin 周六 五月 04, 2013 9:53 am
死有余辜的作家老舍（舒舍予）
今天，提起文革，我看到很多满族人抱怨说老舍这么好的满族文学家被毛主席迫害死了，可是，他们却从来不提我们汉族被老舍迫害死的俞平伯、胡风、丁玲、陈企霞、章伯钊、罗隆基、徐燕荪、吴祖光、赵少侯、刘绍棠、邓友梅、从维熙……，仅在50年代，文联主席老舍就几乎亲身参加了文艺界所有的政治斗争。1999年2月，“老舍纪念馆”正式对社会开放，但是，被它迫害死的那些汉族文学家，还有多少人记得他们的名字呢？
是不是很惊心呢？又是一个满族文学家老舍，还是中国文联主席，《正黄旗下》就是它写的。
仅在50年代，老舍就几乎身临其境地参加了文艺界所有的政治斗争：从批判俞平伯的“学术错误”开始，到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再到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批判“丁、陈反党集团”，批判章伯钊、罗隆基、徐燕荪、吴祖光、赵少侯、刘绍棠、邓友梅、从维熙等人的右派言论。无论是否自觉自愿，在有关的批判会上，作为与会者的老舍，痛斥批判对象，表达自己与党和人民一致的坚定立场；有时，还须以一位文艺界的代表、具有某项领导者的身份，在报刊上公开发表措辞激烈的批判文章。
不妨先看看胡风事件中他的表现。
胡风事件是一桩典型的文字狱，可老舍对其却不遗余力地进行抨击。先是1955年5月25日，老舍以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的名义，与副主席张季纯、曹禺联名发表文章，拥护“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
声明说：《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使我们更深刻地认清了胡风的反革命罪行。……胡风的反革命面貌和手段，是何等的阴险和令人不能容忍！我们要求依法取消他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开除他的中国作家协会会籍，撤销他所担任的一切职务！我们要求大张旗鼓地把斗争进行到底，彻底搞清胡风的政治背景。
接着老舍又自己操刀写下《看穿了胡风的心》，就并非简单的表态文章了。首先，在与胡风交往的二十年时间里，他对作为老朋友的胡风就已经有“心地褊狭，目空一切”的印象。看了舒芜发表的《胡风信札》，才知道胡风是要“用铁筋皮鞭”毒打党内的作家和进步作家们，杀人不见血！他认为，除了“受过美蒋特务训练的人”，没人会有如此心肠。
老舍从那些信札，还看出来胡风“是要镇压革命，去作文坛的暴君”！他有“一颗极端狂暴狠毒的心”。而且，老舍在看了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第三批材料以后，接连写了《扫除为人民唾弃的垃圾》和《都来参加战斗吧》两文，认为胡风集团“是一伙牛鬼蛇神、为人民唾弃的垃圾！他们天天吃着人民供给的粮食，却仇恨人民民主专政的一切，干着颠覆人民政权的罪行。这些破坏人民事业的暗藏的反革命罪犯，应依法予以严惩”！其帮凶形象，至今读来仍栩栩如生。
再来看看老鞑狗老舍对另一桩冤案“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赤膊上阵。
1957年6月至9月，中国作家协会陆续举行了27次党组扩大会议，“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老舍先后共参加了20多次作家们的辩论会，他“感谢作家协会党组给我这种机会，使我受到永难忘记的教育”。他在《个人与集体》的发言中，批判“丁玲在作协与文艺界里面，破坏团结，搞小集团”，是“惟我独尊的恶霸作风”。“丁玲的行为不但自绝于作家，也自绝于人民，除非她马上低头认罪，悔过自新。”
胁丁玲不要再“花言巧语，不老实交代问题，仅作抒情的独白，企图以美好的修辞，声泪俱下的做派，邀得大家的惋惜与谅解。……说真话吧，只有挖净你的个人主义的根子，洗清你的灵魂，你才能看见社会主义”。最后，老舍感谢作协党组邀请他参加党组扩大会议，使他受了教育。
看老舍写的那些批判文章，会发现这种讽刺加幽默的老舍式批判，可能更让被批判者哭笑不得。他的方式也并不都是以前听有些人常说的，用的多是温和、轻描淡写的词句。另外，看得出来，老舍对发言是做了准备的，批判时并非无的放矢。以他1957年9月17日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为例，他认为右派分子，虽已节节败退，但“反党小集团还未完全崩溃，彻底认罪”。老鞑狗听了右派们的检讨，觉得他们“必须端正态度，学会忠诚老实”。
老舍平时对丁玲看不惯，要煞煞她的锐气。“丁玲一向看不起我们，今天依然看不起我们。她的优越感使她在交代自己的罪过的时候，还想向我们示威，叫我们看看她怎么心细如发，会做文章。她若是不能忘了她的狂傲，忘了自己的面子，就不会忠诚老实。”
他还特别提醒：“各反党小集团的男女老少，必须老老实实地把心灵中的垃圾倾倒净尽，重新做个干干净净的人！”
老舍对那些正派文人的疯狂迫害，有时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譬如，当时被打成右派的青年作家从维熙就曾回忆：他当年在《长春》月刊发表的小说《并不愉快的故事》，“不过是揭露农村生活的真实一隅，却首先被长春市文学界声讨，视为一株大毒草。此篇声讨文章被《北京日报》文化生活版转载，我尊敬的前辈作家老舍在《北京文艺》上著文时竟说：从维熙写《并不愉快的故事》，意在煽动农民造反。（我非常尊重老舍先生在文革中的太平湖之举，老人为后代文人作出不甘屈辱的示范。但为了尊重1957年历史真迹，请原谅我写上了这一笔。）”
老舍的原文是这样的：“我们看一看这些人的创作实践，不是就很清楚吗：刘绍棠的《田野落霞》，把农民、党员、干部写得无可再丑；从维熙的《并不愉快的故事》，竟煽动农民闹事，反对农业合作化。难道能说他们脑子里没有什么思想支配吗？我看这就是资产阶级右派思想作怪的结果。……《田野落霞》和《并不愉快的故事》能给人们什么教育呢？只能教育人们去反对共. 产. 党、反对社会主义。这不是很清楚的事吗！”
过来人都知道，在那个年代，如此“上纲上线”，足以将丛维熙送进地狱！这岂是一个厚道人所应做的？
今天，提起文革，我看到很多满族人抱怨说老舍这么好的满族文学家被毛主席迫害死了，可是，他们却从来不提我们汉族被老舍迫害死的俞平伯、胡风、丁玲、陈企霞、章伯钊、罗隆基、徐燕荪、吴祖光、赵少侯、刘绍棠、邓友梅、从维熙……，仅在50年代，文联主席老舍就几乎亲身参加了文艺界所有的政治斗争。1999年2月，“老舍纪念馆”正式对社会开放，但是，被它迫害死的那些汉族文学家，还有多少人记得他们的名字呢？
是不是很惊心呢？又是一个满族文学家老舍，还是中国文联主席，《正黄旗下》就是它写的。
仅在50年代，老舍就几乎身临其境地参加了文艺界所有的政治斗争：从批判俞平伯的“学术错误”开始，到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再到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批判“丁、陈反党集团”，批判章伯钊、罗隆基、徐燕荪、吴祖光、赵少侯、刘绍棠、邓友梅、从维熙等人的右派言论。无论是否自觉自愿，在有关的批判会上，作为与会者的老舍，痛斥批判对象，表达自己与党和人民一致的坚定立场；有时，还须以一位文艺界的代表、具有某项领导者的身份，在报刊上公开发表措辞激烈的批判文章。
不妨先看看胡风事件中他的表现。
胡风事件是一桩典型的文字狱，可老舍对其却不遗余力地进行抨击。先是1955年5月25日，老舍以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的名义，与副主席张季纯、曹禺联名发表文章，拥护“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
声明说：《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使我们更深刻地认清了胡风的反革命罪行。……胡风的反革命面貌和手段，是何等的阴险和令人不能容忍！我们要求依法取消他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开除他的中国作家协会会籍，撤销他所担任的一切职务！我们要求大张旗鼓地把斗争进行到底，彻底搞清胡风的政治背景。
接着老舍又自己操刀写下《看穿了胡风的心》，就并非简单的表态文章了。首先，在与胡风交往的二十年时间里，他对作为老朋友的胡风就已经有“心地褊狭，目空一切”的印象。看了舒芜发表的《胡风信札》，才知道胡风是要“用铁筋皮鞭”毒打党内的作家和进步作家们，杀人不见血！他认为，除了“受过美蒋特务训练的人”，没人会有如此心肠。
老舍从那些信札，还看出来胡风“是要镇压革命，去作文坛的暴君”！他有“一颗极端狂暴狠毒的心”。而且，老舍在看了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第三批材料以后，接连写了《扫除为人民唾弃的垃圾》和《都来参加战斗吧》两文，认为胡风集团“是一伙牛鬼蛇神、为人民唾弃的垃圾！他们天天吃着人民供给的粮食，却仇恨人民民主专政的一切，干着颠覆人民政权的罪行。这些破坏人民事业的暗藏的反革命罪犯，应依法予以严惩”！其帮凶形象，至今读来仍栩栩如生。
再来看看老鞑狗老舍对另一桩冤案“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赤膊上阵。
1957年6月至9月，中国作家协会陆续举行了27次党组扩大会议，“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老舍先后共参加了20多次作家们的辩论会，他“感谢作家协会党组给我这种机会，使我受到永难忘记的教育”。他在《个人与集体》的发言中，批判“丁玲在作协与文艺界里面，破坏团结，搞小集团”，是“惟我独尊的恶霸作风”。“丁玲的行为不但自绝于作家，也自绝于人民，除非她马上低头认罪，悔过自新。”
胁丁玲不要再“花言巧语，不老实交代问题，仅作抒情的独白，企图以美好的修辞，声泪俱下的做派，邀得大家的惋惜与谅解。……说真话吧，只有挖净你的个人主义的根子，洗清你的灵魂，你才能看见社会主义”。最后，老舍感谢作协党组邀请他参加党组扩大会议，使他受了教育。
看老舍写的那些批判文章，会发现这种讽刺加幽默的老舍式批判，可能更让被批判者哭笑不得。他的方式也并不都是以前听有些人常说的，用的多是温和、轻描淡写的词句。另外，看得出来，老舍对发言是做了准备的，批判时并非无的放矢。以他1957年9月17日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为例，他认为右派分子，虽已节节败退，但“反党小集团还未完全崩溃，彻底认罪”。老鞑狗听了右派们的检讨，觉得他们“必须端正态度，学会忠诚老实”。
老舍平时对丁玲看不惯，要煞煞她的锐气。“丁玲一向看不起我们，今天依然看不起我们。她的优越感使她在交代自己的罪过的时候，还想向我们示威，叫我们看看她怎么心细如发，会做文章。她若是不能忘了她的狂傲，忘了自己的面子，就不会忠诚老实。”
他还特别提醒：“各反党小集团的男女老少，必须老老实实地把心灵中的垃圾倾倒净尽，重新做个干干净净的人！”
老舍对那些正派文人的疯狂迫害，有时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譬如，当时被打成右派的青年作家从维熙就曾回忆：他当年在《长春》月刊发表的小说《并不愉快的故事》，“不过是揭露农村生活的真实一隅，却首先被长春市文学界声讨，视为一株大毒草。此篇声讨文章被《北京日报》文化生活版转载，我尊敬的前辈作家老舍在《北京文艺》上著文时竟说：从维熙写《并不愉快的故事》，意在煽动农民造反。（我非常尊重老舍先生在文革中的太平湖之举，老人为后代文人作出不甘屈辱的示范。但为了尊重1957年历史真迹，请原谅我写上了这一笔。）”
老舍的原文是这样的：“我们看一看这些人的创作实践，不是就很清楚吗：刘绍棠的《田野落霞》，把农民、党员、干部写得无可再丑；从维熙的《并不愉快的故事》，竟煽动农民闹事，反对农业合作化。难道能说他们脑子里没有什么思想支配吗？我看这就是资产阶级右派思想作怪的结果。……《田野落霞》和《并不愉快的故事》能给人们什么教育呢？只能教育人们去反对共. 产. 党、反对社会主义。这不是很清楚的事吗！”
过来人都知道，在那个年代，如此“上纲上线”，足以将丛维熙送进地狱！这岂是一个厚道人所应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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